龚鹏程x梶谷真司|不能自由交谈将也无法自由思考

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第七十二期:在后现代情境中,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,只有强化交谈、重建沟通伦理,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。这不是谁的理论,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。龚鹏程先生遊走世界,并曾主持过“世界汉学研究中心”。我们会陆续推出“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”系列文章,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,会涉及多种学科。以期深山长谷之水,四面而出。

龚鹏程教授:您好。您能介绍一下您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吗?中国哲学对您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影响?

梶谷真司教授:龚教授,您好。我的研究覆盖相当多的领域,可以大致分为五个主要领域:西方哲学、东方哲学、医学史、宗教和哲学实践。

西方哲学方面,我专门研究现象学,特别是马丁-海德格尔(Martin Heidegger)和赫尔曼-施密茨(Hermann Schmitz)。在我的博士论文中,我主要以这两位哲学家为基础,探讨了我们的肉体和情绪是如何构成人类存在的这一主题。

至于东方哲学,我对中医做了一些研究,因为我一直对人类以肉体形式存在的生命感兴趣,想把这个问题在西方和东方文化中进行比较。因此,我参与了医学史的研究。在近代之前,日本已经汲取了中国的医学的本质,但由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变得日本化了。我研究了日本医学与中国医学的不同之处以及原因,特别涉及到了关于育儿和养生的文本材料。

在宗教方面,我并没有对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很感兴趣,而是对民间的信仰与节日感兴趣。这些也与育儿及养生、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,也与医学史的研究相关。

最后,关于哲学实践,它涵盖了诸如哲学论坛、哲学教育、哲学咨询和顾问等活动,这些都是以对话形式为基础的。我一直在为各种各样的人去创造场合,让大家通过提问、交谈以及相互倾听的方式来共同思考,从而加深和拓宽自己的思维。我把这种哲学对话的活动命名为 “人人哲学,并努力为教育、企业培训和地方社区建设作出贡献。

虽然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,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伟大的哲学家和他们思想的独特性,而是普通人的思考方式,以及他们的思维是如何随着时间和文化而变化的。

龚鹏程教授:您研究了现代西方世界和前现代亚洲世界中,人类以肉体形式存在的差异。您所说的肉体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意思,它在西方和前现代亚洲世界中有什么不同? 您如何解释这种差异?

梶谷真司教授:这里的存在是受海德格尔(Heidegger)的 存在于世界 的启发,指的是肉体切实存在于世界之中。我们的 自我 “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,只有通过肉体,我们才能与他人一起生活在现实世界中。对我来说,现象学就是对人类这种生存模式的探索。

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客观肉体形象,现象学研究的是人类的主观身体感受。然而,现象学与自然科学相同,它试图了解人类的各种方面。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:当人类的肉体存在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是否会有所不同?如果是的话,差异是如何产生的?

在西方,身体是个体化的,自我、他人和周围世界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。这种观点早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

而在东方,根据一元论和整体论,即世界上的一切都由 气 “组成,身体不是个体化的,自我、他人和世界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。这也表现在育儿和养生上,人格和心智容易受到身体和他人的影响,从而变得不稳定和脆弱。因此,与西方的心身二元论和唯我论相反,在东方,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模糊不清,缺乏自主性,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哲学和现实问题。

在现代化的影响下,更多的西方文化和科学被东方国家汲取,在日本,个体变得更加自主化,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比以前更加清晰。然而,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社区层面,西方和前现代东亚之间似乎仍然存在类似的差异。

龚鹏程教授:您是东京大学 哲学中心 的 人人哲学 项目的统筹者。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,到目前为止的主要成就是什么?

梶谷真司教授:“人人哲学” 是受 “儿童哲学(P4C)” 的启发。在2012年,我在夏威夷亲身体验了一次。在我参观的一所小学和中学里,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选择的问题。它既令人兴奋又充满哲理,我相信它不仅对孩子,而且对成年人来说也会很有趣。

从夏威夷回来后,我举办了一个名为 人人哲学 的研讨会,参与者之多让我感到惊讶,男女老少都有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示,他们对哲学知之甚少。我意识到,这里对哲学的需求肯定是完全不同的。在研讨会上,我们一起讨论和思考了一个问题,并遵循了几个原则: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,但不要对别人持有消极态度 / 只听不说也可以。/ 不要用你的知识,而是用你的经历去交谈。在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在认线C的孩子一样享受。除此之外,通过仅仅一个多小时的哲学对话后,素不相识的人们竟然变得像好朋友一样亲密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发起了 人人哲学(P4E)的项目。这个项目的两个主要目标是 “创造共同思考的机会” 与 “创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地方,让不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”。我还参与了以下活动:1)支持学校中的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;2)帮助抚养孩子的母亲、老人和残疾人群体,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各种人交谈、互动;3)为公司、部委和其他组织提供团队建设培训;4)在人口减少的村镇重振当地社区。通过这种方式,我试图通过 “对话、质疑、思考、交流和倾听”的经验,使社会和哲学都更加包容地为社会服务。

龚鹏程教授:在一个关于老龄化的会议上,您做了一个题为 “没有思考自由的国家—通过哲学对话看日本社会的问题”的演讲。您所说的 “没有思考自由的国家” 是指什么?

梶谷真司教授:我这里所说的自由与受法律保护的 “思想自由” 大不相同。它是指在家庭、学校和工作中非常常见的日常情况。首先,如果我们不能自由交谈,那我们也无法自由思考。此外,我们只有在有问题的时候才能思考。如果没有问题,我们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,但是这并不是“思考”。因此,只有当我们可以说任何话,可以问任何问题的时候,我们才能自由地思考。

然而,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我们通常无法说任何想说的话。我们害怕如果我们说出这样的话,会被人嘲笑、感到尴尬、冒犯别人,或者害怕如果我们这样说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这就代表着我们总是试图说出人们期望我们说的话,而不是说出我们想说的话。自由地提问也很困难;当人们问问题时,他们往往是愤怒或沮丧的。当我们被问问题时,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指责,或者我们会怀疑对方为什么要这样问。

在日本,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工作中,问问题都是不受欢迎的。我们经常被期望只做被告知的事。在其他时候,在人们不需要开口问的情况下,猜测出他们的感受或想法,并满足他们的需求,才被认为是好的。有时侯这被称为日本的好客精神。在任何情况下,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说,不思考的才被认为是最理想的。

在这样一个社会里,没有思考的自由。相反,在哲学对话中,只要你不对他人采取消极的态度,你就可以谈论或询问任何事情。在学校、公司和当地社区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后,我意识到许多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思考的自由,而我们在生活中通常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龚鹏程,1956年生于台北,台湾师范大学博士,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。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。

办有大学、出版社、杂志社、书院等,并规划城市建设、主题园区等多处。讲学于世界各地。并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台北、巴黎、日本、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。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、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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